神学与圣经(三)

正对基督徒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权威,也是神学的规范。圣经是神的话,凡不信或违背圣经教导的,就是不信神或违背神。圣经是神藉人的文字而传达给人的特殊启示。神藉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也在圣经中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要打开圣经,藉着圣经与圣经所见证的那位耶稣基督相遇。圣经是基督教一切宣讲和教导的根据和准则,因此可以说是神特殊启示的文字部     

华严宗理事观的渊源及其特点CSSCISSCI

"理""事"二词诞生于中国,从具体义转化为抽象义,直至成为一对哲学范畴,被援引入汉译佛典,并用于佛教思想的诠释,有其循序渐进的过程。华严宗理事观的形成既受本土语言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其他佛教宗派的学说。华严宗人清晰界定"理事"范畴内涵,精密辨析"理"与"事"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心圆融理事"的理论,体现出对世间万象的细致观察和丰富认知。     

改革开放对我国伦理学发展的创新驱动作用

改革开放为我国伦理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我国改革开放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总体格局相融合,我国伦理学在过去40年经历了从摸索性发展到稳健性发展的转型升级,目前已经迎来即将强起来的光明前景。由于被深深地打上了苏联伦理学理论模式的烙印,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伦理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有较大的变革空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伦理学界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致力于在伦理学研究领域全面发力、用功,从而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伦理学四个主要研究方向。要实现中国特色伦理学的繁荣昌盛,我国需要有一支数量达到相当规模的伦理学研究队伍,更需要培养一批伦理学大师。我国伦理学目前还处于积聚发展潜能和呼唤大师的阶段。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跨文化视角下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欲言又止"的情绪表达矛盾会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然而,与鼓励"一吐为快"的美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喜怒不形于色"。那么,文化会改变"欲言又止"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吗?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49份问卷与来自中国(抑制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09份问卷的对比分析,检验了抑制或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在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情绪表达矛盾导致心理症状增加和社会限制增加的结果既出现在鼓励情绪表达的美国文化中,也出现在抑制情绪表达的中国文化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表明,文化规范调节了情绪表达矛盾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关系——在美中文化中,情绪表达矛盾因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社会限制而增加了心理症状。最后,文章讨论了该研究对情绪表达矛盾研究以及文化规范研究的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

<正>一、问题的提出提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问题,并不是对卢卡奇等人所使用的"总体性"概念的简单套用。20世纪初,卢卡奇等人通过对总体性的强调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以矫正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仅仅从经济决定论、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窄化     

社会规范合理性的论证方式及其比较

一西方的20世纪可谓相对主义的世纪: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使得传统的知识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产生了动摇,语言哲学通过对价值词语的分析直接将价值归结为个人的情感偏好,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一时成为主流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这种相对主义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两方面的泛滥。但随着相对主义所导致的各种弊病的显露,在西方国家又兴起了呼吁共同价值或重视普遍价值的潮流,罗尔斯的《正义论》就被许多人看作是规范伦理学复兴的证明。围绕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而展开的争论,尽管观点各异,但总体的价值取向还是倾向于纠正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颇。当然,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规则意识或者说遵守社会公共规范的观念并未出现很大的起伏。究其原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和谐道德观的规范性来源

本文试图对道德的规范性来源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和谐道德观的规范性不仅来源于康德式主体认知领域内意志对自身立法自律性法则,还应该兼有话语伦理所强调的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互动内涵,进而达到一种主体及共同体对生活世界道德体验统一的境界。     

“风正一帆悬” ——祝贺《道德与文明》创刊30周年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也迎来了《道德与文明》创刊30周年纪念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确有其必然。我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成就的,而我国伦理学事业的发